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秉着这样的理念，黄远生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有良知的新闻记者。接下来，就让编辑君（dtsnews)带你来解读，报人黄远生是怎样守住良知的？
黄远生，字远庸，笔名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同时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黄远生的作品，历来被当作范文来读。如今，我们来重读黄远生虽曰短暂，但却异常耀眼的人生，不能不思考：作为一个人，云何应住？云何操守良知？
为民生请命
1885年1月15日，黄远生出生于九江一个“文采秀发”的书香世家。18岁参加德化县试，考中秀才，同年秋中举，为全省第七名。次年他参加会试，高中进士。同榜进士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知名人士。这是最后一批进士，而黄远生这位“青青子衿”，尚不足二十，属最年少者。
本来会试之后，还有一次由皇帝亲自出题的殿试，黄远生因不愿在翰林院任职而故意“考砸”，似乎想做个知县。甚至，黄远生也不愿为县令，随后，又拒绝了河南知县的官职。
马光仁先生在《上海新闻史》中，如是介绍黄远生：“他受新思潮影响，无意为官，去日本留学，攻读法律，同时对新闻时政也很有兴趣，注意研究。”
1904年，就在进士及第的当年，他东渡日本，入中央大学学法律，6年后，学成回国。由于某些原因，他还是接受了任命，历任清政府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职。
然而，黄远生终归质性耿介，与时扞格。在《忏悔录》中，他说：“人当独立自尊……而余自为学生，以迄今日，对此四字，乃无丝毫做到，宁不愧死。”
梁启超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天下之兴亡，报馆宜其大有作为。显然，这一观念对黄远生触动很大。
继而，黄远生的同乡、晚清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李盛铎的指点，则对黄远生起到关键作用：“吾见欧土之谙近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可成为名记者。”
于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黄远生介然退出官场，与蓝公武、张君劢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了正式的记者生涯。以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而声名大振，遂有“新中国三少年 ”之称。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
黄远生的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犀利泼辣，因此世人誉之“洞朗轩辟，幽隐毕达”。
他创造的“远生通讯”，亦庄亦谐、绘声绘色。他注重把文学性手法，自然融合于新闻报道之中，使通讯文体焕放异彩。相对于王韬、梁启超、章太炎等一大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方汉奇先生称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宁树藩先生则视之为“首批以新闻闻名于世的记者中最负盛名者”。
可是，黄远生所处的时代，报馆或为大总统、或为政府、或为官僚、或为党会、或为豪强雄杰奸商著猾私人占有。黄远生指出，作为新闻媒介“不能据为私有”，应关心民瘼，“为民生社会请命”。
在《祝之欤诅之欤》中，他指斥那些不为人民说话，而“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比起农夫来，“实在是刍狗之辈”。
他在《庸言》《少年中国》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逐步阐明了自己的理念：办报应“支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办报应“指斥权贵”，“对于今之总统、政府、政党、议院及言论界，尽相当之忠告”，“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
黄远生认为，新闻应严格尊重事实，客观公正。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指出：“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
因而，他主张记者要善于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反对凭空杜撰和诬陷无辜。他提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他对时下民众所瞩目的重大事件，如宋教仁案、袁世凯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以及重要人物，如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段祺瑞等，都进行了及时、公允而深入的报道，紧抓受众之心，将真相一一告白于天下。
黄远生的政论也颇出色，继承了“时务文体”的特点，而又以深邃见长。如他把辛亥革命之后“争功攘利者盈途，窃位素餐者载道”的政坛乱局，直斥为“徇私弄权，无异前清”。而究其实质，“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而“官僚之侵蚀者如故，独夫之荼毒如故”，今天不过是“去皇帝而代之以大总统”而已。
他极力揭露和抨击各种内幕和丑恶，锋芒之尖锐，义愤之高涨，前所未见。黄远生以新闻撰述为职志，固然声名显赫，但也因此招致麻烦，“以故名益盛，而仇者忌者日益滋”。
当一意做人
一度，黄远生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深信其是可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法治和繁荣富强的救星。
不料，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准备称帝，令黄远生迷茫，乃至失望。
其时，袁世凯极力收买知名人士，为之造势。这样，名震海内外的记者黄远生，便进入了他的视线。袁世凯先是邀请黄远生担任《亚细亚报》总撰述，黄远生虽不情愿，但也不敢明拒。接着，袁世凯又抛出了橄榄枝，若能为袁撰文赞成帝制，将付十万元酬报，外加一名部长的职位。
“于是远庸大窘，一连七八天，他想延宕不作，那边天天一两封信地催促他。”无奈之下，只得虚与委蛇，作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对于帝制之意”。可是，袁世凯“龙颜”不悦，命他重写。
何去何从？
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步伐的加速，黄远生身不由己卷入政治旋涡，陷入“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的现实困境，加之早先“无所偏倚”，主持清议、督责政府的新闻梦想，也随之破灭，他深感痛苦：“似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
在光明与黑暗、新生与僵死的交替之中，他痛苦踯躅。而这种悲剧，不仅是黄远生个人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
那几天，是黄远生一生最受煎熬的日子，也是他人格挣扎最痛苦之时。他不肯俯就，但又无路可走，只得拼死一搏。在权势与良知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1915年9月3日，他只身逃离北京，南下上海，决意“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致甲寅杂志记者》）。
同年，黄远生在《忏悔录》中，以同时代知识分子所罕见的坦率与真诚，对自己以往的人生遭际，以及灵魂焦灼的心路历程，作了全面的审视与深刻的反思。
他直面“魂为躯役”的不堪人生，严苛的自省意识与深沉的忏悔精神，让他拷问自我的灵魂，并进而明确走向新生的救赎之路：“夫欲改造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
解脱是道场。尚未抵沪之前，他便在上海各大报刊，刊出了《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随即在上海《申报》《时报》《大陆报》刊发启事，声明与袁世凯御用的《亚细亚报》脱离干系，并宣称因《亚细亚报》旨在“鼓吹帝制”，而与自己“宗旨不合”，故“不愿与闻”。
1915年10月24日，为暂避政坛旋涡，在好友戈公振和吴贯因的帮助下，他乘坐日轮离开上海，经日赴美。
新文化先驱
黄远生甚感前路逼仄，不得不远渡重洋来到旧金山。孰料旧金山也并非清静之地。
1915年12月25日，这天正是西方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四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下午6时，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黄远生正独自从容饮茶、吃饭。暮色苍茫中，有个黑影走近了他，从背后连开两枪，他当即栽倒，不再醒来。
消息传回国内，黄远生生前好友纷纷指责袁世凯利用不成，竟然杀人泄愤。后来，再曝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而被杀，黄远生之死因此成了一场“误杀”。
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在台湾临终前，才道出了实情：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的名称）美洲总支部负责人、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派刘北海枪杀了黄远生。
因为，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也颇有微词。
就这样，一代报界奇才黄远生，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幸过早地殒命。
作为新闻记者，黄远生信仰法治下的自由，但并不反对威权政治；他一生无党无派，却死于党派暗杀。有人说他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
1916年初，黄远生的遗骸，由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梁启超、严复等各界名流，纷纷撰写挽联志哀。当时黄远生的好友、一度担任过《民国报》记者的大学者梁漱溟闻讯，大受刺激，深陷痛苦之中。
事后，亲属将其骨灰运回九江，安葬于庐山区莲花乡桂家垅之殷家坳山。多年后，在第五个记者节前夕，九江市迁修的黄远生新墓，在九江贺嘉山陵园名人园落成。
黄远生之死，引起极大的震动，缘于他不凡的贡献与极大的社会影响。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收录两百余篇文章，是中国第一部通讯集，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
然而，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黄远生的文化活动，正处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旧的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在此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交替时刻，黄远生以其无畏的精神、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站在时代的旷野中，振臂鼓与呼，实乃现代意义上文艺启蒙运动的首倡者之一。
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说，黄远生“这位名噪一时的记者是文学革命运动的先驱”。
陈独秀等一辈人，受黄远生思想的影响，集结起来，组成“新青年”团体，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广为宣传，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论的文章就不下30篇。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是的，黄远生是一位文化先驱，他自度度人，自觉觉人，是时代不可多得的一位清醒的孤独者和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