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一个真正的新闻人，他用坚实的双肩负责起世间的正道情义，用灵巧的双手书写出流传的诗文篇章。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心怀崇敬，去瞻仰这位 “乱世一飘萍”的报人邵飘萍！
报人邵飘萍
一
邵飘萍是我国近代新闻史上的著名记者。他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名振青，字飘萍，以字行于世。近代史有乱世之说，邵以“乱世一飘萍”命名，几乎自找了一种悲剧命运。
邵飘萍是浙江东阳人，后迁居金华。13岁考中秀才，20岁时就读于浙江省立高等学堂，第二年即1907年，开始为上海《申报》撰写地方通讯。
26岁时，即1912年，邵与杭辛斋在杭州合办《汉民日报》，任主编。邵飘萍经常在报上揭露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丑行，对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和卖国罪行加以抨击，被以“扰害治安”和涉嫌参与讨袁的罪名构陷入狱。出狱后东渡扶桑，入法政万博体育3.0手机版学习，期间曾组织东京通讯社，他最早报道、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30岁时，即1916年，邵飘萍回国，受聘于上海《申报》、《时报》等多家报馆；随后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在京期间他自创新闻编译社，1918年又独资创办《京报》，声称“必欲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此《京报》之所为做也”。
1919年“五四”运动时，邵飘萍在《京报》上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因言论过激再遭通缉，二度流亡日本，《京报》也被査封。
在日期间，邵飘萍著书向国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后复刊《京报》，立誓使其成为“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京报》很快因其报道及时丰富、评论切中时弊及其“活泼显豁”的版式风格等，成为北方一张影响力较大的报纸。
1925年，孙中山北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邵在《京报》上刊登孙中山在北上途中的照片，冠以“全国景仰之孙中山先生”标题。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因言论触怒奉系军阀而遭到逮捕，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杀害于北京天桥。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邵飘萍是近代以来被公认为“新闻全才”的报人之一，在新闻釆访、写作、编辑和报纸管理等方面多有建树。冯玉祥说他：“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冯玉祥的话后来被文学表达为：“飘萍一支笔，能抵十万军！”
一向持重的张季鸾也评论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二
今天人们纪念邵飘萍，更着眼于他的烈士身份、他的悲剧命运；很少从中国新闻史的角度思考邵飘萍的价值。即使人们说新闻从业者需要向邵飘萍学习，也仅是说他抢新闻的本领。人们很少还原邵飘萍的时代和他对新闻史的贡献。今天我们谈起他，总是称道他反对专制权力、反蒙昧，敢于嘲笑军阀的勇气，以及为新闻事业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人们说，邵飘萍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楷模。
因此，可以说，邵飘萍的历史位置被虚化了。乱世飘萍，他虽然被纪念，却因为新闻战士的示范而难有现实意义。怀想80年前，一代名报人倒在了刑场上，结束了他“蹲厉奋发，又尝饱经痛苦，举凡所谓穷饿、羁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人生所不堪之楚毒，殆无不以一身受之”的一生！这种命运尽管也是今天我国新闻人可能面临的，但因为太具悲剧性，而只能让人啼嘘。
事实上，邵飘萍的新闻追求如其名一样，可东可西，亦正亦负。正面评价，是战士，是理想主义，是“自由主义”；负面评价，可能就是生事者、另类，是不择手段的新闻至上主义者。
公正地评价邵飘萍的新闻伦理或历史贡献，他可能是美国人意义上的“扒粪者”。但邵飘萍对此并无自觉，反而高看了自己的力量，以为自己代表“民意”。而“民意”或卢梭意义上的“社会公意”最终会落实到社会阶层、团体中去，因此，邵飘萍虽然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但他最终背离了新闻伦理，而选择了加入革命政党。这中间，固然有历史贡献，同样也有历史教训。
三
邵飘萍对新闻确实痴迷，为了新闻，他几乎用尽手段。
他自己也津津乐道：“愚某次在北京饭店宴会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各人兴致勃然，无所避忌，吐露甚多重要之消息。愚预备电报纸于隔室，令两脚踏车守候于门外，随得随发，宴会未终，而各种紧要消息已达于上海。”邵的夫人汤修慧也在《一代报人邵飘萍》中生动记述说：“某次，内阁讨论金佛郎案，飘萍必欲得此消息，乃雇一小汽车，待于门恻。待法国公使入，飘萍即尾随其后，坦然而入，门者以其为法国公使之同行，故未禁止。飘萍入内后，尽得阁议之内容，翌日完全见报，段内阁为之大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问题，段祺瑞内阁早已做出决定，可是不敢公之于众。年仅21岁的邵飘萍为了弄清真相，决定入“虎穴”采访。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第二次，他借了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又被传达长挡在国务院大门之外。邵飘萍当即掏出一叠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一半也尽数归您。”在这种重金收买下，段祺瑞终于接见了他，但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只好立下誓言：3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担保。段祺瑞最终不仅向他披露了与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而且吐露了具体细节。邵飘萍随后即奔赴电报局，以密码电传上海。《申报》、《新报》立即以特大新闻“号外”发表，印数达10万份，轰动上海。5天后，这期号外传入北京，段祺瑞才算领教了邵飘萍的心思和手段。
邵飘萍为了新闻事业，甚至非常讲究“派头”。他自己抽的香烟是特制的，印有他的名字。他外出采访时乘坐的洋车装饰得很华丽，两边各装了三盏十分漂亮的灯，很是招摇。为了采访，邵发展为乘马车、小汽车，都很注意做派。他自己也风流倜傥，善于言辞，广泛交游，虽然对政要、军阀、商.人极尽讽剌之能事，但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他都会为己所用。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宴请宾客，以捕捉新闻信息。
四
但这种用尽手段的做法，与其说是“扒粪”的正义行为，与其说客观忠实地报道，不如说“抢新闻”、制造新闻的成分更重。客观上，邵有出风头、哗众取宠之嫌。
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等。读者为《京报》的大胆直言所吸引，踊跃抢购特刊。
1925年12月7日，《京报》又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
这样的新闻水平，放在今天，也就是网络语言而已。但邵飘萍这么做了，在以为代表“民意”的心理中，他走得太远了。他迟早要直接介入时局，他后来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还反对段祺瑞......
这样的新闻事业在乱世当然可以扬名立万，轰动一时；但他和他的新闻太无根了。他自己也承认要做“新闻界战斗的壮士”，必须要有一定的素质，其中“品性为第一要素”，否则记者“最易得一般社会之信仰，亦最易流为堕落”。但他自己虽然保证品性之正，却未必能保证所有的新闻从业者都如此，更不能保证这种战士式工作有基本的安全。
五
邵飘萍也做过反省，他的报馆被査封，本人多次被通缉，他感叹自己“处境甚危”。他承认做新闻不能“有闻必录”，但他自己却一心对把“必使政府听命于政党民意”的新闻感兴趣，一心想“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他的反省远未上升到真正的新闻伦理上来，他也没有考虑同时代美国同行“扒粪者”的高度和限制；更未思及在中国做新闻的意义。
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曾说过：“新闻是对显露出头角的那个方面的报告；新闻不告诉你种子如何在土壤中生长，只告诉你第一棵秧苗何时破土而出。”拿李普曼跟邵飘萍比，有一定的可比性。李普曼跟邵飘萍一样，交游极广，但李普曼的从业成就获得的是尊重，因为他要求赫鲁晓夫这样的敌国首脑遵守约定。苏、美冷战时期，他应邀去苏联时，苏联大使通过人告诉他说，赫鲁晓夫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星期。李普曼断然说：“这不可能。”结果，“赫鲁晓夫主席”如期接见了他。而邵飘萍获得的却是仇恨，从以儒将自任的吴佩孚到没什么文化的张作霖，都欲杀之而后快。
邵飘萍不是没有机会。张作霖曾想对他示好，给他汇过30万元，但他不给人面子。段祺瑞给他面子，透露国家机密，但他把老段耍了。这样的事太多，说一句重话，邵飘萍报道的也许是事实，但他把对象看成对手了，他参与了对民国初年政客军阀们妖魔化的“事业”。据说奉、鲁联军攻入北京之前，曾派飞机轰炸，邵飘萍则在报端嘲笑其“投了九颗炸弹，炸死一只小鸡”，这几乎是今天的网络水平，这自然会招忌于“绿林好汉”张宗昌。无论是美国还是苏共，都曾高看吴佩孚，甚至康有为也曾给吴佩孚祝寿：“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但邵飘萍犹如愤青一样去骂吴佩孚：“通电外无所成……”
学者散木曾说：“北洋初期对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尺度的，但是到了奉系时代，像邵飘萍、林白水等人，这些记者被杀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奉系的办法是：办大学我可以给你钱，但是老师不能胡教、不能骂我，骂我就要掉脑袋。”散木说得对，张作霖是没有道理可言。但他对文化仍有底线，他对文化人的敬重有目共睹；关键是文化人自身越过了这一底线。
一个“乱世”居然能造就一代报人邵飘萍，也是这样一个“乱世”让邵飘萍成为烈士，这不是历史的吊诡，而是人的吊诡。在这方面，丁文江的经验或说思考值得邵飘萍和邵飘萍们注意。蒋廷黻曾对军阀不满，问丁文江: “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丁文江责备他说：“廷黻，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可以比你对国家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