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符号是该民族历史文化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别的民族没有的独特的文化活动，包括艺术、体育、语言文学和生活习俗。民族符号与宗教和人种特征不同，宗教信仰存在广泛的跨民族性，人种特征也不是民族差别的准确衡量标准。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接近一致时，民族符号得以强化，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不能达成一致时，问题出现复杂性。本文试图探析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的关系，并以哈萨克斯坦重塑民族符号的努力为例，加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重视。
关键词：民族符号；国家象征；关系
一、民族符号的形成与作用
特征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属性。有人认为除去一个事物的特征这个事物还能存在，这纯粹是误解。特征是事物本质属性的表现，即决定内容的特质，事物存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每一样存在的形式中都可以找到这一事物的特质。因此，特征就像符号一样标明此事物的存在，人的存在即是如此。
基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特征是生物学研究的领域，离开生物学，人的特征就随时显现出来，即此人与彼人的差别，首先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别，这是人们都尽量回避的话题。其次是民族学领域的研究范畴，细致地研究不同人的特征。再次是政治学的角度，把人归纳为各种政治制度下的人群。无论如何，纯粹意义上的独立存在的人几乎没有，人从一出生开始直到死亡，他身上赋予的所有特征都证明“他就是这个人”。
任何一个人必然归属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才能确证“他是谁”。当然，在民族和国家产生前，这一群人区别于那一群人的特征还不是民族和国家，而是血缘和种族特征，再后来就是氏族和部落。这两种东西至今还是鉴别一些人身份的必要特征。比如，南斯拉夫解体时，克罗地亚人得到德国人的全力支持，因为他们是属于一个种族；再比如非洲尼日利亚也搞西方式的总统选举时，决定人们投谁的票的原因是你属于哪个部落；同样，在哈萨克斯坦你属于哪个部落，是一个必须搞清楚并且对你人生前途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比斯特认为“种族意识是西方的核心意识”，其实，在非洲，黑人的种族意识也很强烈，也就是说，那些种族特征非常明显的人，他们必然的被自然地打上种族的符号。承认不承认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没看见、想没去想。种族的融合改变了一些人的观念，但人们期待的融合方向是趋于比自己高的种族，无疑，这进一步证明种族特征近乎永恒的影响。
除此以外，早熟的民族把那些属于本民族的特征泛化出去，逐渐形成民族特征的“标准版本”，到这个民族建立自己的国家时，这个民族所拥有的特征就成为“民族符号”，比如历史传说和图腾崇拜就会在国旗、国徽、国歌中表现出来，成为国家象征；比如神话史诗会成为人们选择颜色、形状、纪念方式的缘由，而那些民族英雄和传奇人物就会成为激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是民族艺术和文化的永恒主题。
概括起来，属于历史的民族符号主要是种族、部落和历史记载，属于文化的民族符号主要是神话史诗、图腾传说、民族艺术和体育，属于生活的民族符号主要是日常习俗、节日庆典和衣食特征。上述民族符号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体现，代表了这些民族符号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被利用。因为民族符号是相对稳定的存在，而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不断变动证明他们不具备民族符号的依附性特点，民族符号只是被利用。
二、民族符号的变化与排异
民族符号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存在过程始终处在完善和充实之中，只要民族本身没有消亡，民族符号就会不断延续下去。这种延续是以符号的原型为基准的，让人们一看就知道符号的含义。比如成吉思汗的“纛”（读Dao），蒙古语叫“苏力特”，一个成吉思汗号令千军万马的旗帜，由巨大的木杆上矗立巨大的“山”形兵刃，四周装饰着白色的狼尾。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成吉思汗陵和蒙古国外交部展览大厅，都把这个“纛”作为成吉思汗的象征供奉着，它也成为号称是成吉思汗子孙的标志物。在随后的延续过程中，“纛”的形象变化成各种民族符号出现在纪念品和国家象征的图册上。
民族符号出现后，随着本民族的兴衰而变化，那些较早成型并影响广泛的民族符号可能不仅仅被本民族利用，一些后来居上的民族也会直接继承这些符号标志。所以古代民族的民族起源和后来的民族构成或许并不完全一致；相反那些容易被接受并开放的民族，他们的民族符号逐渐成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标识。完全从图腾传说和史诗神话当中推断古代民族的组成有时可能并不准确，因为一种民族符号下的各民族处在彼消此长的过程中。
但是，民族符号变化有自身的限定因素：一是与文字记载的历史直接相关。如果民族的起源和历史过程被本民族的文字记载下来并得以流传，那么这个民族的符号系统会相对稳定，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的符号系统单一并且容易断裂；二是与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拥有较多人口和商品生产能力的民族，同时也会把本民族的符号系统传播出去，形成共识，但这是一个彼消此长的历史过程，因此被继承下来的民族符号未必就是当初创立符号的那个民族；三是与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游牧民族的符号系统相对稳定，是因为游牧生产方式不容易改变，生存方式艰难而且周期性长，游牧民族认识的自然变化是相对稳定的有规律性的，因而他们认可的民族符号也具有相对稳定性。南方民族的自然环境四季适宜，容易迁徙和杂居共处，他们认识的自然变化规律较为灵活。
民族符号在变化中会对异己的民族符号进行排斥，除非被接受或者融入到共同的符号系统中，否则民族符号的排斥就可能是一场争夺战。一些民族符号的相互排斥，实质反映了各民族在早期形成阶段的矛盾斗争，而这个矛盾斗争的过程恰恰是民族走向成熟和强大的必然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种民族的“雏形”都在竞争中不断融合，因此不能说那些民族符号就是那个民族的。而排斥发生在民族符号已经形成和稳固阶段，民族符号的影响力已经对其他民族产生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排斥的，有时是战胜的，大多暗示本民族的强大和永恒，民族符号成为强化民族意识的特定标识物。
哈萨克人有一个关于凤凰的传说，通过这个传说来证明哈萨克民族的天佑吉祥：一天，一个哈萨克猎人来到一片高耸的白桦林，看到一棵白桦树冠上有一个凤凰巢，巢里有一枚巨大的凤凰蛋。正在此时，一条恶龙正从树下爬上树冠，准备夺取这枚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猎人拉弓放箭，射死了恶龙，这个情景正好被飞回来的凤凰看见，从此以后哈萨克人就始终处在上天的护佑之中。
龙凤呈祥，汉族传统符号中龙、凤是多么和谐的一对，但在哈萨克人这个动人的故事中，龙、凤成了冤家对头。在很多近代西方编造的传说中，龙总是扮演坏的角色，而在西方的古代史诗和神话传说中，没有发现对龙的恶意描述，可以肯定，近代西方人试图通过贬低“龙”这个民族符号来贬低当时被他们欺凌的中国人。在一档西方人拍摄的动物世界里，当蜥蜴出现时，画外音乐是二胡。而在这个哈萨克人的故事中，“凤凰”的翻译恐怕也是后来人的附会，因为这里的“凤凰”准确地说是一种巨大的玄鸟或神鸟，未必就是凤凰。但懂汉语的人知道玄鸟或神鸟一般就是指凤凰了，于是这个民族符号就与中国人的美好吉祥符号发生排斥。
三、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与民族符号的强化
事实上，民族符号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后，其作用才真正被自觉地利用，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利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使者”、“自由女神”、“美丽的天鹅”、“法兰西雄狮”等符号来拓展殖民地。
西方国家在近代进入“民族—民主”国家之前，首先从种族上已经确证了自己的符号特征，他们深信白种人的优越并充满自信。其次从文化上他们已经拥有完善的语言和文字体系，民族历史的特征和传说习俗也已经固定下来，他们需要的是“传播他们的高等文明，救赎那些愚昧的族群”。再次从生产力水平上他们已经走出旧时代，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展示出无穷魅力。
所以，近代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展开的殖民侵略战争，对尚未完成上述三项任务的民族来说，就是消灭自己的民族进程，如何保卫自己民族的符号就成为一场保卫民族本身的战争。这种情景有一种古典的悲剧色彩，类似犹太人远走他乡，有点匈奴西遁的味道。我们经常读到手持冷兵器的骑兵如何冲向机关枪和山炮构成的敌阵，其实这种情景几乎发生在所有保卫拥有强大民族符号却不拥有机器工业的民族战争中，因此印地安人的失败和终于失去引以为荣的民族符号是必然的，现在他们美丽的民族符号只是纪念品。
那些终于走出近代民族征服的不公平泥潭、建立起自己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把原有的民族符号强化为国家象征，把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把民族符号上升为一种团结的力量和政治旗帜。不能不说这是对殖民侵略和经济压迫的一种反作用力，甚至宗教也成为国家凝聚力的最有效符号，某一特定宗教或者教派就在民族自救当中升华为民族符号，成为至今抵抗西方的重要思潮和力量。
如果在类似的捍卫民族事业中民族符号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这类民族符号就与国家象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主体民族在国家地位的确证和象征。一些原来并非独立或者处在王朝时代的民族，通过民族解放战争获得独立并建立现代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传说和原来受到压抑的民族特征，以民族符号的形式与国家象征联系起来，而领导民族解放和独立事业的人物也最终成为国家的标识。如非洲的尼日利亚、肯尼亚、赞比亚等一批国家就是如此，拉丁美洲的独立象征玻利瓦尔、自由战士格瓦拉，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罗也是如此，甚至类似南非的曼德拉、印度的甘地也属于这类国家象征。
而一些原来就是独立的或者早已经就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反抗民族侵略和保卫国家生存中取得胜利，主体民族也会把战争过程中引导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统一起来，借此唤起人民永恒的记忆，激励后代牢记历史。如法国的“圣女贞德”和《马赛曲》，中国的毛泽东和《义勇军进行曲》，俄罗斯的库图佐夫和《苏联国歌》等。如此看来，美国的华盛顿也应该列入国家象征行列，几乎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那么，类似中亚五国这样新独立的国家，他们必须寻找自己民族早已经拥有的民族符号，以便证明自己早已经是伟大成熟的民族并建立过强大的国家，现在只不过是恢复往昔的辉煌而已。因此，他们的民族符号建设就成为国家独立统一的象征，是我们研究当代民族符号和国家象征的典型范例。
四、当代新生国家的“民族符号”现象
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又多了十几个国家。像原来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都拥有古老的辉煌的民族国家历史，他们只需要重新恢复过来就可以了。前南斯拉夫分裂出的几个国家除波黑情况特殊外，其他也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但类似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虽然拥有古老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但从蒙古帝国时代以来，始终处在不同汗国和国家统治下，在沙皇俄国殖民统治下，中亚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受到阻滞。到了苏联时期，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的现代化过程完全处在俄罗斯文化的制约下，一方面他们的确获得了巨大的支持，迅速步入了现代工业化时代，另一方面本民族文化受到压抑，民族特征陷于逐渐淡化的阶段。突然来临的民族独立与国家诞生，让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面临如何迅速恢复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重大课题。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8年3月17日与文学艺术界和科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说道：“让世界真正承认你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你的历史。”重新构建民族的历史，实质就是重新落实民族符号，把人们已经淡忘的、形象模糊的民族文化特征重新描绘和突出出来，是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紧迫任务。
首先，重新解读历史。中亚国家各主体民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漫长的游牧帝国时代都建立过辉煌的独立的汗国，不论时间长短，这个时期必然是民族振兴的源头。除塔吉克人属于波斯人种外，其他四个民族都或多或少地彼此有联系，如何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中亚民族，是古代游牧帝国的真正继承者，就成为中亚各国重建国家的历史命题。
哈萨克人无疑具有优势，他们与早期塞种人的关系、斯基泰人的文化影响、直到突厥人的考古遗存都把哈萨克人的历史推演到中亚草原上游牧人的祖先那里。但是其他中亚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人也分享了早期草原历史的辉煌，因此能否从古代草原上驰骋的各部落民族中找出哪一个就是本民族的起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古代的历史记录并没有被完全发掘，近代的历史却陷入被殖民统治的悲惨境地，而在苏联时期，回避这些中亚民族曾经辉煌历史的研究是国家需要。所以，重新解读历史，建构新国家的历史基础，就是重塑民族独立的历史必然性，就是对今天主体民族的历史使命和国家命运的肯定和统一。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他写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书中说：“民族思想的形成只有建立在重新阅读我们自己历史的基础上”，“因此，在21世纪坐标下思考民族的历史是表达民族思想的第一步，而无论如何不是相反。”可以肯定，这股重新解读历史的思潮，在未来还会继续深入下去。
其次，重新唤起民族记忆。中亚国家近现代历史过程是一个使他们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中心的时期，很多民族符号已经被本民族人民所淡忘，或者不被看重，这当然是被动的，甚至痛苦的。今天重新唤起民族记忆，就是重新把以往民族的特征强化到符号的高度，让人们知道这就是“你的”。哈萨克斯坦把“叼羊”游戏提高并发展成为一种世界级的运动就是一个典型。其实，这个运动项目在蒙古人和其他中亚游牧民族中都有，但哈萨克人把它发展成一项世界级运动，还举办了国际锦标赛。如果你看了哈萨克组织的“叨羊”，就会发现这的确不是一种表演或者游戏，需要娴熟的马术和更加凶猛的冲击，还要有绝对默契的集体配合。
2013年12月30日，由哈萨克斯坦体育部和光明祖国党组织的表彰大会，专门表彰在哈萨克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主要是“叨羊”、“追姑娘”、马术竞技、古典式摔跤、拳击中获奖的优秀运动员，还有在传统诗歌、歌曲、曲艺、文学创作和报道文章中有突出成绩的人物。整个表彰过程就是目睹哈萨克民族符号的再现，整场观众的热烈和激动就是哈萨克民族对自己民族符号得以恢复的肯定。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哈萨克政府和光明祖国党在重新唤起民族记忆，从而重建民族符号方面狠狠地下功夫。
事实上，在电视、报纸、出版、影视宣传和公开场合，哈萨克政府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把哈萨克民族的所有可能成为民族符号的东西都隆重推出，即使是第一部哈萨克自己拍摄的电影、第一场国际性“叨羊”比赛、第一部电视剧、第一个冠军、第一个“追姑娘”运动的踦手，包括最优秀的驯马师、养马师、挑马师都可以登上前台，成为国家表彰的英雄。这就是民族符号成为国家象征的典型。
其三，重新确立主体民族的感情。“重建、重塑、重解”的基础是民族感情，深厚的民族感情来自本民族对其历史和文化的认同，而认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又与这个历史和文化是伟大的、英雄的并且福运当头有关。历史上有“霉运当头”却初衷不改的例子，如犹太人，但在今天交通便捷、语言通用、迁徙容易的时代，恐怕再难出其右。20世纪90年代独立的中亚各国主体民族，他们需要的是把人们离散的趋势停止下来，把淡化的民族特性重新找回来，以此区别任何别的与我类似的民族，最终唤起民族情感并把这种情感导向爱国主义。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理解这样一个政治存在——哈萨克斯坦；深刻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她息息相关，那么，我们民族间的和睦将更加巩固。”这是唤起一种理性的感情，不只是要求哈萨克民族对哈萨克斯坦充满感情，而且要求所有民族对这个政治存在充满感情，因为，所有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人都与这个国家息息相关。
那么，重新确立主体民族的感情，当然是因为哈萨克民族就是赋予这个国家名称的民族，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须让每一位哈萨克斯坦公民知道能够获得今天的独立和发展是其历史的必然，因而必须对其历史和文化充满感情。这就需要把哈萨克的民族符号“外溢”到所有公民，这是重构历史的主观条件，如果人们不了解或者怀疑这个族裔的历史和文化，那么以这个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就是值得怀疑的。这就是民族符号向国家象征过渡的感情需要。
事实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当民族符号已经进化到国家象征的阶段，公民就没有必要培植倾向于主体民族的感情，每一位主体民族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烘托成为民族主义者。在民族符号仍然处于巩固国家象征的阶段，培植和塑造民族符号的独特意义就依然有强烈的必要性，特别是中亚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主体的政治压抑和文化淡化后，突然面临重建民族符号和重构民族历史的任务，就把民族符号和国家象征的关系突出出来，成为典型。这是历史的偶然，但正由于是历史的偶然，展示出了历史发展的轨迹让多少统治者的预言家们成为历史嘲弄的对象，那些以为这些即将消失了的民族的历史从此终结，那些以为有些正在辉煌的民族从此永世辉煌，然而一切都“换了人间”，留下来的只是需要重建。
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2]银帆.哈萨克民间故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3]张娜.哈萨克斯坦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初探[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